改革如何再出发？读懂四十年改革开放“既特殊又不特殊”之路
时隔六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再赴广东考察调研。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首次赴地方考察就选择了广东。他当时表示，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站在四十年节点上，改革如何再出发，如何进一步开放，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如何找到打开经济增长的钥匙？这就需要从历史中找答案。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出版《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一书，众多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亲历者用一手资料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现代货币与财政政策框架构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下文选自本书中《“既特殊又不特殊”的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一文，作者是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既特殊又不特殊”的
中国改革开放道路
撰文 | 李若谷
40年的时间，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是短暂的一瞬。但过去的4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40年——在短暂中孕育着长久。这40年的历程对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乃至对世界发展与进步，必将有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在一个人口占世界1/5、国土面积广阔、多民族且人均财富、资源、收入水平都很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之融入已经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这需要怎样的勇气与决心？需要怎样的信心？我们用何种语言来形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勇气、决心和信心都是不为过的。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拥有如此胆略与智慧的领导人和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起了这场伟大的改革开放运动，一场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运动，一场让中华民族再次辉煌的运动。1
回看历史起点，没有在适当时期
进行必要改革是问题所在
要考察中国40年的发展，我们必须将记忆翻回历史的起点。按世界银行以1995年不变汇率折算的数据，我国1978年的人均GDP只有151美元，在有数据记载的128个国家中排名最后。我想凡是承认现实、没有偏见的人都会做出相同的判断：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
中外发展结果的对比及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是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b这场大讨论的结论很简单，就是我们自己的实践会告诉我们哪一条发展道路是中国应该选择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太崎岖、太艰辛、太困难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屈辱让我们明白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与西方进行了多次战争，基本都以失败告终。50多年的时间，中国共赔付西方国家13亿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1500多亿美元。c更不用说被西方掠夺走的不计其数、价值连城的金银财宝、文物古董。这些财富成为西方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中国在发展中尝试过君主立宪制，结果是不过百日的变革导致改良派志士仁人血染京城，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能建立一个统一和稳定的共和国，使这位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在抱憾离世时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呼吁。代表各帝国主义势力的军阀混战，所谓代议制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北伐虽然打败了北洋政府，但蒋介石政府同样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渴望发展、期待富强的梦想始终无法实现。于是，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走自主发展道路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毛泽东及其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身上。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真正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开始，也是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动战争的德意日经济几乎被摧毁，而盟方的参战国也沦为战争的废墟，除了美国和苏联，没有任何国家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对其他国家的恢复与发展提供支持和援助。由于颇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美国选择与新中国为敌。中国只能与苏联结盟以实现国际进步势力的团结。自然而然地，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开始模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建立在许多特殊环境和条件基础上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机械化理解，也把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完全对立起来。在苏联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加以传播推广。中国在学习苏联经验时虽然按照自己的国情做了一些调整，但还是基本保留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经济比较落后、物质极为匮乏的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和适宜性，因此它造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巨大成就。我们不仅在朝鲜战场上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及其盟国打到了谈判桌上，而且在一边战争、一边生产的情况下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在苏联的支援下，我国仅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打下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60%，钢年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535万吨，原煤年产量从3243万吨增加到1.3亿吨，发电量从43.2亿度增加到193.4亿度，农业总产值增长85%，粮食年产量从1.13亿吨增加到1.95亿吨。工业制造业也几乎从零开始，发展到具备制造汽车、飞机、火车等产品的能力。这些成就鼓舞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决心，但同时也使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原本应该持续很长时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可以大大缩短，使我们认为这种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成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模式。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冷战”的加剧，使我们把阶级斗争看得更加重要，把阶级斗争的内容加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中。这不仅使经济发展带有更强的政治倾向，而且使国家、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政治斗争上，使我们无法认真思考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因为任何偏离这一方向的经济发展都被扣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这样就埋下了后来经济发展不顺利的种子。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了高度集中计划的发展模式，而是没有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
新兴国家觉醒，
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关键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的国家都在追求发展和繁荣，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从历史上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都要受到既有社会制度的制约，甚至是打击和扼杀。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就受到封建制度的抵制，经过反复的较量才杀出了一条血路。而且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靠的是对内严酷剥削和对外侵略与掠夺，以此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所以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出现在欧洲的海上强国就不奇怪了。先是荷兰，再是西班牙、葡萄牙，最后是英国，欧洲大陆的法、德、意等国反而因为内部战争等原因没有更早地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到了18世纪以后才逐渐赶上来。支撑早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纺织机、蒸汽机、电、火车、汽车的发明大大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早期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环境比较特殊，它们靠对殖民地的统治获得了资金和劳动力，更容易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而这些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国家发展时已不复存在。战后新独立和新成立的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只能用不同的办法解决，于是新兴国家进行了各种尝试。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非国家）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第一要务。国家独立之后，他们也急于摈弃以往的殖民地经济，希望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代表着人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努力；并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代表着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当时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这一道路又被简单地归纳为高度集中、国家控制一切的模式。实际上，几乎所有新兴国家的经济都十分落后，资金、人才匮乏，制度缺失，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殖民地经济特征明显，经济单一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大量的外援，发展中国家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当然也就无法发展经济。遗憾的是，当时能够提供外部援助的国家与机构十分有限，大多数新兴国家的发展都遇到了资金的瓶颈，发展很不顺利。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力的干预下纷纷放弃社会主义，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谓“民主”道路，并按照“华盛顿共识”开始了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但经过近20年的实践，这种改革不仅没有使亚非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反而使它们陷入内乱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就如正式的民主制度并非一定会对腐败行为给予恰当的制止一样，也不是所有集权国家都缺乏抑制腐败的机制。负责任的机制和制度可以是各种形式的，并非简简单单的是正式政治制度的功能。”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发展道路在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失败，表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发展道路。失败使发展中国家觉醒，纷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这些国家也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
拉丁美洲国家都曾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的殖民地，虽然比较早地推翻了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拉美国家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比较推崇市场的作用，自我积累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债务负担比较重，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该地区频频出现经济危机。
许多非洲国家至今仍未走上发展之路，还在选择适合其情况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情况比较复杂，西亚、中亚、南亚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东亚的经济发展比较好。
东亚经济的发展道路以出口导向为代表，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东亚各经济体本身的储蓄率高、教育普及度高、人民勤劳刻苦、具有牺牲精神和政府主导等优势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世界银行称之为“东亚奇迹”。东亚经济的成功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东亚模式”，但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成分相对较低，这一点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引导下，一些东亚经济体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主导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实际情况是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之后，东亚经济的增长率普遍下降，经济的脆弱性凸显，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泰国经济可能倒退了十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总结。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没有被拖垮且对遏制危机蔓延、促进东亚经济恢复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发展模式不被西方认可的中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思维：重实践、谋发展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其他国家的发展，认真地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但并没有照搬他国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在理论上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共识。这是一个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因为它是思想解放的号角。由于这一共识的形成，我们挣脱了束缚我们思想的禁锢，冲破了对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这次共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为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以前我们物资匮乏，主要的工农业产品全部凭票供应，产品的质量远不能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徽的几个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当时安徽省的领导和中央的领导有魄力，支持并推广了这一做法。这一改革使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业生产大发展，粮食产量连创新高。1979—1984年，中国农业生产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发展。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3%，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95%，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31万吨。经过多年的实践，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和农业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益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邓小平曾把判断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形象地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只要不利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制度都要改变。我们正是按这一理论去实践，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一定的时期内，发展主要指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核心。对于这个时期要维持多长时间，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差异比较大，不好定下统一的时间表。从中国的情况看，从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重视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分水岭出现在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之时，也就是在2000年左右，大约是改革开放后的22年。
并不是只有我们认识到了增长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经验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该总结报告认为，“改革不仅要产生效率，更要促进增长”。如果经济不能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不能提升，那么再好的政策、措施、制度又有什么用呢？它们的“好”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采取的政策措施、实行的制度不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实力的提高吗？
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农村、农业开始。这不仅因为中国曾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80%，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首要问题。在许多国家，解决本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不难；但在中国要让13亿人都吃饱、穿暖就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中国国情的真实写照。所以农业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这是中国改革从农村、农业开始的根本原因。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也就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个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在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从农业过渡到工业时，我们主要采取了双轨制，即在允许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革的同时，放开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先放开商业企业、服务型的企业，如理发店、餐馆、自行车修理等，然后再放开中小工业企业。价格体制采取了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金融领域也实行了外汇券制度，引入了外资银行，实际上是货币和银行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经济的既有格局，使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变革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双轨制保护了既有利益，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出现，逐步扩大了非国有部门、非计划价格的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一步一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的运行中。当然，双轨制的实施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是次要的，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予以解决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也在不断变化：开始提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后来又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维路径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既特殊又不特殊”的中国改革开放道路
如前所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资金，发展经济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中国的做法十分特殊：我们利用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978年，全国的银行储蓄只有2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没有外资。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完成大规模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因此，1979年我们恢复了农业银行，1984年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去，又把财政部的基本建设司分出来成立建设银行，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从1978—2017年，我们用40年时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500多万亿元，初步建成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当然，这种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约数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以及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一次高于25%）。不过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这些仍然是次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经济是个关键课题，应该认真研究。如果能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更加顺利；如果利用得不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关键是政府要保证绝大部分投资是有效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能按某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就一直提倡与时俱进，提倡创新，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理解这个创新除了包括在科学技术以及生产领域要不断创新之外，还包括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念、理论上也要创新。墨守成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无论是西方的理论还是中国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都要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大力提倡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农村、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还发展成了知名的大企业，成就了不少大企业家。但许多乡镇企业也造成了很大浪费和污染，因此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强制性地关闭“五小”企业，以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当初发展乡镇企业是对的，后来关闭污染的“五小”企业也是对的。正如中国人常说的，此一时，彼一时。不能因为治理污染而否定当初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因为它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就不治理其引起的污染问题。
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不拘泥于固定的、单一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引起了争议，即中国是否特殊？我认为，中国既特殊又不特殊，西方经济理论既可以在中国实践，又必须按国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可耕地仅1.4亩，各种人均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国情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唯一的，因此中国是特殊的。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法国可以容忍3%的失业率，即大概150万失业人口，而3%在中国是4000万人口，相当于80%的法国人口。这么多的人失业，需要大量资金、住房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求，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庭，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任何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被13亿这个数字放大之后都是十分巨大、难以想象的。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用西方既有的理论与实践无法应对，这是我们不断创新的基本原因。但中国又不特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如何利用好市场机制及发挥好政府作用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这并不意味要全盘否定西方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我们承认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但并不等于政府不可以发挥作用，也不等于市场无论何时、何种情况都要起主导作用。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不断调整的，即一般的情况下应该少干预市场的运作，政府应最大限度地放权，让市场的自动调节发挥主导作用。
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如出现重大的灾害或危机、市场的运作失灵时，政府不但要积极介入，而且还要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其他国家也有。2008年春天中国的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如果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那么南方物价可能会飞涨，因此必须动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价上涨，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多家银行濒临倒闭，如果任由市场自由运作，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使危机和损害得到控制。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因此，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市场在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互补充的，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不同的情况下，应该分别由市场和政府发挥各自的作用，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允许市场自身进行调节。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政府与市场的主导作用是交替出现的，经济比较落后，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或遇有重大危机时政府的作用更大些，反之市场的作用更大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在不断调整的，在动态中寻找平衡。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艰难
中国需创新发展模式
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出现在20世纪最后20年，是所有大国中最晚的。因此，中国的发展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其他大国完全不同。
中国今天的发展在政治上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很大压力。中国具有不同的文化，实行不同的制度，走的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文明冲突使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疑虑，遭到它们的“遏制”。
中国发展的经济环境也很差。其他大国崛起主要是靠对内、对外的剥削与掠夺。而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对内剥削，也不可能对外掠夺。英国靠炮舰贩卖鸦片就可以换回白银；美国靠廉价买黑奴来增加劳动力，靠驱逐印第安人来获得土地资源、自然资源；而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力。中国用数以亿计的鞋换回一架飞机，还被称为“偷窃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更遑论我们对外掠夺了。中国发展需要资源，用公平的交易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被一些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而西方在非洲掠夺了几百年，从来没有给予任何补偿，而且至今仍在掠夺，却鲜有西方媒体进行批评。西方的偏见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恶劣的发展环境和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勇敢、从容地迎接挑战。中国的发展是世界之福，为世界创造了无限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在批评中国“偷走”它们的工作机会时应该想到，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为它们增进了多少福利。西方国家在发展初期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掠夺了大量资源，留下了大量欠账。今天，它们给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援助，只是对历史欠账的一点点偿还。它们在贸易上做点让步，自愿地让发展中国家，让以前被它们掠夺的国家和人民从对发达国家的公平贸易中获得一些好处，也是应该的。无论是从人类良知，还是从经济学的道理上讲，都是如此。换句话说，西方国家理应承受发展中国家更多占有其市场份额的负面影响，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因为丧失比较优势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一些产业失去的工作机会，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发达国家所要求的那种“公平”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必须有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路径。虽然西方媒体和政客攻击中国，但中国仍需要冷静思考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决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也要考虑怎样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必须在西方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在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思考如何既使自己发展，又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既可以高速发展，又可以实现绿色发展。
为此我们要考虑创新工业化的道路。过去工业化的标志之一是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一般以75%标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不要将如此多的人口都迁移到城市，而是用发展农村的办法，即把农村变成城市，使农村的生活质量、水平都不亚于城市，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缩小乃至消失。这样做至少有如下好处：首先，减少了城市的就业、医疗、社保等压力；其次，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使农村人口在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就业，从而使我国工业的发展更适合本国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减缓产业向中国聚集的速度，从而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让出更多的工作机会，也给发达国家逐步放弃这些产业留下时间过渡。中国有13亿人口，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把75%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到城市，而让25%的农村人口养活75%的人。我理解这是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有30%甚至40%的人口留在农村更符合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城市化。
中国不得不提前承担一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我们想逞强，也不是我们多管闲事。如前所述，我们的发展环境很差，如果不多承担些责任和义务，那我们的环境就会更差。中国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我们只能自己克服这些困难，不能寄希望于他人。为此我们要做出一些牺牲，放弃一些本应属于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只有它们发展了，我们才能与它们共同发展。
世界银行报告是个值得一读的文件。这是由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自己撰写的检验它们自己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有许多地方承认以前提倡的所谓“最佳实践”其实是很不完整且与事实不符的。以同一个模式去套用所有国家的改革方式是行不通的。该报告指出，随着时空的变化，许多经济、社会条件都会变化，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也需要变化。应该承认该报告在总结实践的过程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以往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中一再失败，原因有两个：一是西方认为自己的实践或自己制定的规则是最佳的，因此不遗余力地推行。西方太想让世界按自己的思维去发展了，太想当别人的“老师”和“保姆”了。姑且不论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是否最佳，这种好为人师的思想与行为表明西方缺乏哲学思维。这一点西方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可以学一学中国的老子。老子说：“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我不敢妄言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告诉我们如果西方国家真的认为自己的理念、发展模式是好的，那它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而无须刻意推广，因为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制度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二是西方国家和由其主导的国际机构总是以同一种模式去套用所有国家。这一点世界银行的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想再赘述。用报告的一句话说明：“总之，成功的增长经验具有多样性不足为怪。每一个成功的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道路。”
展望未来、坚持走中国式发展道路
40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回顾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感到骄傲和欣慰，展望未来我们充满希望与期待。但中国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源于解放思想，克服今后的困难仍然要靠解放思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中还有很多不适应发展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创新，不断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人类的先进文明，为中国的发展不懈努力。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但中国无意推销所谓“北京共识”，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照搬。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有所借鉴，我们会感到非常欣慰。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点已经为世人所承认。但说起原因，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中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所实行的制度适应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上获得成功的国家有许多，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特殊国情不允许我们去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我们还认识到制度不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体现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任何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思想都会被历史发展的车轮碾得粉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为中国打开的大门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也应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150年来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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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陈元 黄益平
2018年10月
作者简介：
陈 元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5年6月起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综合成果的体现，对中国以一个平和、共享、包容的姿态越来越深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看，人民币加入 SDR 之路，既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人民币加入SDR，实际上对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以一个平和、共享、包容的姿态越来越深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都有重要意义。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姜建清回望过去40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蹚出的一条道路，也是合理的选择。重温国有银行股改历史，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对于指导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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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积累的矛盾也不容忽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目标，我们有必要在充分肯定40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从金融视角出发，对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
刘鹤主持金稳会：五措施输血民企，资本市场改革举措成熟一项推出一项